巴塞尔艺术展50年：对话Massimo Minini
Massimo Minini
Massimo Minini和同名艺廊自1973起便活跃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（Brescia），他的艺廊更是欧洲艺坛启蒙年代的重要一员。Massimo Minini艺廊在过去50年里一直紧跟当代艺坛发展的脚步，自1977年首次参加巴塞尔艺术展起，其后每年都能在展会上看到Massimo Minini艺廊的身影。在1990年代初，Minini更担任巴塞尔艺术展艺廊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角色。在本次回顾访问中，他谈及踏足艺术界之初的那些年、他的巴塞尔艺术展“例行活动”以及那些他未曾参与的艺术活动。
今年是你第44次参与巴塞尔艺术展。展会始于1970年，当年你在忙些什么？
Massimo Minini艺廊于2019年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展会的展位
我出生于1944年，所以首届巴塞尔艺术展举办的时候我只有26岁。那时我在米兰生活了好几年后，便搬回去布雷西亚，并在我父亲的出入口贸易公司当销售员。因为我有车牌并懂多国语言 ，我开车到欧洲各地销售产品。当时我已经对艺术感兴趣，每天早上8点至下午4点的工作结束后，我会参观博物馆和艺廊，与艺术家和收藏家见面，我发现在工作以外的这个艺术世界里，艺术品被创作、呈现和出售，但那时候的我还没有想过开艺廊。
《Fregio, 14》（2012），Paolo Icaro，2019年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展会展出作品，图片由Massimo Minini艺廊提供
我是在米兰念书的开始对艺术产生兴趣。我逃掉了法律课去参观艺廊。当时米兰的艺术气氛非常好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到Naviglio艺廊和Blu艺廊，或者去结识杰出的艺术经销商Arturo Schwarz和Ettore Gian Ferrari。当时在学校修读艺术史一般都只学到19世纪，想了解20世纪的艺术可以自学，所以我对当代艺术的场景并不是特别了解。大学时期，我对毕加索和乔治·布拉克（Georges Braque）的认识微不足道，学校里甚至没有人谈及对意大利艺术很重要的未来主义！
你在米兰或往来欧洲时有没有收藏艺术品？
展览《Daniel Buren, Gotico》，1974年11月，Banco艺廊，图片由Massimo Minini艺廊提供
我当时没有钱买艺术品也不想当艺术家，当艺术家的生活确实不容易，你必须要有向世界表达的观点。直到现在我才想要当一名艺术家，或许是因为我开始明白世事缘由。1970年代初我辞掉了工作，随后在Giancarlo Politi于1967年创立的意大利杂志社《Flash Art》工作了两年，和他一起工作的那段时光非常棒。那时美国概念艺术在欧洲兴起，尤其是197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（documenta）和威尼斯双年展（Venice Biennale）。当时我们拖着小小的行李箱到访这两座城市，身穿印有杂志社商标的T恤去卖杂志，那时候我结识了许多人。这段经历后我想尝试新的挑战，很自然地我创立了属于自己的艺廊。
为何选择在布雷西亚开设艺廊？
展览《Daniel Buren, Gotico》，1974年11月，Banco艺廊，图片由Massimo Minini艺廊提供
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开设了我的第一间艺廊Banco艺廊。我为艺廊命名，他在布雷西亚有地方，艺廊就这样成立了。我当时没有钱支付租金，开设艺廊的首两年，我连电话都没有，每天只能坐在艺廊里等客人来。当时我们都用传统的书信将艺廊的消息送递给客户，所以在探访客户前一个月就开始通知大家，如书信里写道：“Minini先生将在1974年5月23日到鹿特丹探访阁下”。有一天，艺廊旁边酒吧的一个小伙子过来，说有人打到他那边找我。那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热那亚（Genoa）的收藏家打来的，他在通讯录上找离艺廊最近的一家酒吧并尝试联系我。我接过他的电话，然后他从我这里购买了意大利艺术家Michele Zaza的摄影作品。这样的艺廊经营方式的确和现在截然不同！
你们举行的首个展览是怎么样的？
展览《Daniel Buren, Gotico》，1974年11月，Banco艺廊，图片由Massimo Minini艺廊提供
在1973年10月，我们首次举行的展览是一个艺术家群展，呈现了梅尔·博赫纳（Mel Bochner）、Giuseppe Chiari、Hamish Fulton、Marco Gastini、艺术双人组吉尔伯特和乔治（Gilbert & George）、莱斯·莱温（Les Levine）、索尔·勒维特（Sol LeWitt）、Roman Opalka、本·沃捷（Ben Vautier）和Dorothea Rockburne。创立艺廊的最初数年，我们还展出过阿里杰罗·波堤（Alighiero Boetti）、丹尼尔·布伦（Daniel Buren）、亚历山大·考尔德（Alexander Calder）、弗朗切斯科·克莱门特（Francesco Clemente）、丹·格雷厄姆（Dan Graham）、Giorgio Griffa、朱利奥·鲍里尼（Giulio Paolini）、萨尔沃（Salvo）和尼尔勒· 托罗尼（Niele Toroni）的作品。我当年十分投入推广概念艺术、极简主义及贫穷主义。
你首次参加巴塞尔艺术展是在1977年？
《Platea》（1984），朱利奥·鲍里尼，2019年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展会展出作品，图片由Massimo Minini艺廊提供
是的。2019年的展会中，只有16间参展艺廊也参与了1977年的展会。艺廊开设的三年后，艺术展会的数量开始激增，我代理的艺术家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，他们都希望作品能在巴塞尔艺术展上展出。他们用尽方法让我参加这项举足轻重的展会，令人惊喜的是，巴塞尔艺术展竟然接纳我的参展申请，“我们要去巴塞尔啦！”随后的工作就是为参展做准备、筹集经费和安排展出作品等。
阿里杰罗·波堤提交了两幅大型红色铅字笔画《Mettere al mondo il mondo》，这为我们的展位添色不少。当时Andre Cadere 和尼尔勒· 托罗尼（Niele Toroni）也有参加巴塞尔展会，我也是在那里认识了纽约行为艺术家Colette。她提出在我们的展位表演，我也爽快地答应了。她在我们的展位挂上窗帘和丝绸，吃了药后就在展位里睡着了。Lucio Amelio和Holly Solomon数次将收藏家和满怀好奇的人带到我的展位，Lucio像疯子那样大喊：“这就是你要做的了！”虽然后来Holly买了些作品，但赚来的钱也不够支付参展所需的费用。
当时巴塞尔美术馆（Kunstmuseum Basel）的总监Franz Meyer在展会最后一天飞速经过我的展位，他眼角一抬，把目光投放在阿里杰罗·波堤的巨形红色双连画上，然后退后三步，问我作品卖多少钱。他说：“把波提的作品放在一旁预留给我，我马上回来。”然后他带了15个人回到我的展位，一边互相交谈一边看着作品。我不懂德语，但Franz走过来跟我说：“这件波提的作品是我们的了！”这是为罗氏（Hoffmann-La Roche）收藏购入的作品。就这样我的第一个巴塞尔艺术展因此得救了。
1990年代初，你担任巴塞尔艺术展参展顾问会成员一职长达八年之久，见证了展会巨变和发展。
Massimo Minini和Paolo Icaro于2019年11月，图片由Massimo Minini艺廊提供
当时Lucio以健康为由辞退了委员会的职务，并点名要我接替他的工作。这个职位像国王时代世袭那样。Lucio过去在展会中的地位超然，极具影响力。Lucio指定了我为继任者，来自不同国家的委员会成员都纷纷想知道谁是Massimo。当时的展会总监Emil Bammatter特意来和我见面，大家都感到十分惊讶。
我参与的第一个会议全程以德语进行。Isy Brachot和我获派了传译员给我们作翻译。喜欢抽高希霸雪茄的Isy打开了他的公事包（当时可以在开会时抽烟），点燃了一支雪茄，烟雾呛得传译员马上冲出会场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因此我在第一个委员会会议上什么也没有听懂。幸运的是往后的会议很快便以英语来进行。
我加入了委员会的那段时期展会是经历了很大的转变。当不少竞争者都在紧盯着我们的发展时，巴塞尔艺术展决定要来个硬拼，大家都提出新的主意、新的展区，又带来了新的艺廊和新的空间等。有趣的是当时新艺廊都尝试报名参展，但展会的所有空间都被占据了。要改变这样的状况，不少被允许参展的艺廊展位被撤除，这样才为新参展的艺廊腾出空间。对我这样年轻的新委员来说，这样做是在各方树敌，尤其在意大利艺廊的圈子里。但不得不承认当时做出这些改变还是很令人兴奋的。
可以和我们分享你巴塞尔艺术展的行程吗？几乎每位艺廊主都有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行程。
Paolo Icaro为他于2019年11月在Massimo Minini艺廊举行的《Alla ricerca dell’equilibrio perduto》布置作品，图片由Massimo Minini艺廊提供
我的习惯自1977年起已改变了很多。起初的几年，我会独自乘车去展会，参展作品会叠放在车顶上。展会在星期二晚上举行，所以我星期一早上6点就起程离开布雷西亚，中午到达巴塞尔。当时通过边境是很容易的事，而我可以把车辆停泊在展位前。现在的流程就相对没那么容易了，我们要安排一行六人加上一整个货柜车的艺术品过关，星期六就要到达巴塞尔。每个人在巴塞尔的三天布展期间都忙得不可开交。展位大了布置也就复杂了，但我还是很享受亲自装置艺术的过程，回想起最初我还要自备照明设备。我想当你实际接触了作品，你会加深对艺术家创作的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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